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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留守儿童影像:小学生辍学上山采药 不认识

时间:20-09-09 02:02 责任编辑: 来源: 点击:

2020年初,新发布的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》显示,超九成受访儿童遭受过辱骂、歧视等精神暴力,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家庭的孩子。父母监管和陪伴角色常年缺失,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健康隐患不容忽视。今年的高考结束,湖南考生钟芳蓉考取北大考古系引起热议,面对采访镜头,钟芳蓉的母亲哽咽说:“她终于改变自己的命运了,她的孩子以后不会成为留守儿童。”

2015年6月9日,毕节儿童服毒自杀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。当月,公益组织“上学路上”发布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(2015)》,数据化呈现了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,此后,每年的白皮书发布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从那一年起,摄影师刘飞越开始持续关注中国留守儿童题材,并为《白皮书》供图。他去往农村一线,拍摄了超过四万张的照片。在开学、暑假、过年等不同的时间段里,刘飞越记录着孩子们的学习、生活和家庭情况,展现了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真实处境。

他的镜头聚焦于甘肃陇南的留守儿童。画面中的孩子年龄有大有小,家庭状况也各不相同,但性格上的敏感出奇相似。

历时五年,刘飞越拍下了这些在贫困地区独自等待的幼小身影。

图|刘飞越

文|高心碧

编辑|龚龙飞

傍晚,三位小女孩手里拿着刚从树上折下来的梨花闻花香。她们的父母在新疆打工,春季种棉花、秋季摘棉花,每年过年才回来。

以下为刘飞越的口述:

2015年,我看到贵州毕节四兄妹自杀的新闻时,心里咯噔一下。当时正是我在甘肃陇南拍摄留守儿童的第一年,深知问题的根源已埋在山区太久。

转眼到了2020年,我为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》拍摄纪实报道来到了第五个年头。甘肃陇南是“上学路上”为我提供的拍摄地之一,在这里,我总共拍了四万余张留守儿童的照片,《白皮书》选出四百张左右,用作纸质报告和网络传播的影像资料,并且每年在北京举办一次留守儿童主题摄影展。

拍摄最初我总想找些特例,跟拍久了,才意识到所谓的典型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。在这片土地上,每一个被父母留在原地的孩子所面对的境遇,既不同,也相近。每一个故事深挖下去,都映射出复杂和矛盾。归根结底,每个孩子都值得关注,需要关爱。

吃完晚饭后,丽丽自己在炕上玩,用纸叠了两个方包贴在眼前。爷爷把馒头切碎,用山上砍来的柴禾加热炒熟,就是这家人的晚饭。

我最早接触大山里的孩子,是十多年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。我对他们的印象主要是家里穷,冬天没有棉衣,夏天没有鞋子。报社和当地妇联的公益行动就是织毛衣、捐羽绒服,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需求。这些年接触的留守儿童,生活水平看起来比当年好了很多。他们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,如果一月赚上几千块钱,管吃管住,大部分钱都能寄回家里,这对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孩子的温饱解决后,心理问题反而格外明显。

一开始,我看这群孩子在山间玩耍,嘻嘻哈哈地打闹,像是快乐得很。长期观察后,我才发现他们的敏感和反常,尝试理解留守儿童群体中时有发生的自虐、自杀现象。

雨后,5岁的乐乐牵着3岁的弟弟去邻村上学。从家到学校需要翻一座山坡,他们每天往返4次。

在村头,一位老人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向远处观望。孩子的父母都去新疆打工,一年只回家一次,孩子常年与爷爷为伴。

亮亮在学校里跟我特别亲近,无话不说,当我说要跟他一起回村,他立刻不再跟我讲话,好像不认识我一样,前后反差令我吃惊。那年,欣欣五六岁大,喜欢找我玩,有天她玩着玩着就停下来,靠在电线杆旁,看着远方。我至今难忘那个孤独的背影。

时间长了,我发现很多孩子落单时,都有类似的行为,目光游离,过于安静。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很难用图片去表达,而这种孤独感或许能穿透纸张和屏幕,让观看者共情。

放学路上,乐乐拿着树枝独自玩耍。她的父亲在北京打工,母亲在一次洪水中去世。

两位留守儿童向山对面眺望。

想要感知孩子们的心理状态,别无他法,只能靠长时间接触获得信任。拍摄前期,我每年跑去陇南两三趟,每次待上将近一个月,去挨家走访,去学校旁听家长会。

在当地,几乎全村的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,走在街上,只能看见老人和小孩,显得空荡荡。老人们常年干农活、照顾孩子,驼着背弓着腰,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衰老很多。提起留守儿童的问题,他们无奈地反问,“不出去赚钱还能怎么办?”

一位小孩坐在手推车上玩耍,他的爷爷和奶奶在一旁装牛粪,准备给耕地施肥。

村头矮墙边,两位老人各自照看自己的孙子。小男孩手里拿着卡通人物“光头强”的玩具,看动画片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。

有次,我走进一个学前班的课堂,那么小的空间里,挤着老老少少,反差很强烈。受此启发,我拍摄了一组祖孙肖像对比,在两张向前平视的面孔间,我看到的是血脉相连,也是父母角色的空缺。

文文13岁,上小学六年级,爷爷68岁。她的妈妈在北京做保姆,照看一个和她同岁的女孩。想妈妈时,文文会悄悄地写在日记里。

明明12岁,上小学三年级,爷爷61岁。明明和比他小6岁的妹妹由爷爷奶奶照看,父母在北京的饭店打工,今年没有回家过年。

丽丽8岁,上小学二年级,奶奶55岁。丽丽4岁时父母就出门了,在湖北、内蒙等地打工,有时辛苦干了一年,只拿到一半工钱。

2015年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》数据显示,全国有165万留守儿童一年没接过父母的电话,如果把时间缩短为三个月,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三倍。大多数人认为,父母只要多打电话,孩子就能得到相应的情感陪护。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

6岁的丹丹生病了,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。她的父母在北京打工,一年多没有回家,想他们的时候,丹丹就看看挂在墙上的结婚照。

夜晚,祥祥的奶奶在屋外和自己的女儿通电话。祖孙四人挤在这个5、6平米的屋子里生活,为了省电尽量不开灯,天一黑就睡觉。

我在当地拍过一家,爷爷带着三个孙女生活,大的上三年级,小的还没上学。在外地打工的妈妈打电话来,爷爷接通后,分别递给三个孩子,大女儿只敷衍了一句话,二女儿不肯接,三女儿说“妈妈我想玩,顾不上跟你说话了。”然后伸手把电话推开,一脸不耐烦。

那时我才意识到,留守儿童和父母的感情基础太少,年纪小的,甚至对分离没有概念。去拍豪豪时,他只有三岁,对爸爸最后的印象就是他拎着大箱子,坐上中巴车进了城。一年后再回来,豪豪已经不认识爸爸了。

豪豪看向摆在桌上的全家福。

辉辉上三年级,他的爸爸就要出门去新疆打工了,等过年才能回来,临行前陪他写作业。墙上贴的字是辉辉去年想父母时写下的。

我很想做些什么,让孩子们平时也能“看到”父母,至少在心里保留一个家的印象。

过年是村子里难得热闹的几天,外出打工的人们赶着春运回来,时间长的待上一个月,也有人短短几天就走了。2017年春节,我拍了一组全家福,拍完把照片洗出来,装进相框里,送给这些短暂团圆的家庭。拿到照片后,老人们总是激动地要往墙上挂,孩子往往不懂得表达,只小心翼翼地摸一摸,看一看。

55岁的奶奶常年照顾娟娟姐弟三人。为了抚养孩子,娟娟的父母已经在外地打工六年。年近春节,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

孩子的爸爸七年前在新疆打工,车祸去世,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妹妹离家走了。刘超的爷爷说,一家七口成了三口,语气平静而无奈。

2015年,留守儿童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,陇南山区的照片也被各家媒体转载,曾经在同一天登上四大门户网站的首页。热议过后,我选择继续留在陇南拍摄,记录这一代孩子的变化。

从2016年至今,我的拍摄思路由搜集群像转变为聚焦问题,比如留守儿童的暑假、山里的“学区房”等等,以学校为中心记录当地孩子的教育情况。

学校附近,一群住店的留守儿童。

三个男孩在草丛里玩耍。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,暑假里无人监管。

村里的小学下课铃声响起,孩子们收拾着课本准备回家。乡里有两所小学,学生父母在外地打工的比例超过九成。

老人租住了学校附近的“学区房”,照看三个孩子上学。房租按人头算,一人每年500元钱,老人直说太贵了。

下午,村子小学放学了,来接孩子回家的都是各家老人。

成长过程中,父母的缺席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,也无法监管学业,辍学问题严重。大部分孩子小学刚毕业,才十三四岁,就跑出去外地打工。前两年,共享单车火爆时,有些孩子跑到自行车厂挣钱,个别甚至是家长带着去的。

2019年,我回到陇南的村里拍摄时,看到孩子们几乎每人一部手机,小卖部门口聚集着一群蹭网的学生,打游戏、看影视剧,能玩上一整天。有了网络以后,跟外界的接触变多,一些孩子染了小黄发,变得“时尚”。

夜晚,几个孩子在炕上各自玩手机,斌斌从兜里掏出一包方便面调料当宵夜吃。这几个稍大些的孩子自己独立生活,没有大人看管。

新学期,威威没有去学校报名,算是彻底退了学。同学们在教室里开始上第一节课时,他在20公里外背着蛇皮袋跟着大伯上山采药。

近年来,留守儿童群体受到了诸多关注和帮扶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能考上初中的孩子仍然很少,高中生更是寥寥无几。他们出门打工干不下去了,又回到村里,继续循环留守的命运。

今年受到疫情影响,我去陇南的拍摄计划延迟了。不论如何,我会持续关注和记录下去。现实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,只要关爱和陪伴的观念不断扩散,这些影像就有存在的意义。

夜晚,红红在屋子里吹泡泡。她和哥哥弟弟一起,由奶奶照看,父母在外打工,一年见一次。

注:文中亮亮、欣欣、豪豪、刘超均为化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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